赵勇 | 作为粉丝的批评家——论邵燕君的文学批评
《南方文坛》
2022年第3期
赵 勇
作为粉丝的批评家
——论邵燕君的文学批评
文 | 赵 勇
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中，粉丝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粉丝的消费（如订阅、追更、打赏、评论等）直接刺激着网络作家的生产，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甚至会酿成不大不小的事件。例如，2013年，一位狂热的铁杆粉丝竟然豪放地为自己的偶像作者送上1亿纵横币（折合人民币100万元）的“打赏”，创下了网络文学界有史以来粉丝“打赏”作者的最高纪录①。于是人们惊呼网络文学狂热粉丝背后的巨大商机，粉丝经济也成为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中的热门话题。
粉丝现象与粉丝经济无疑是值得分析的，但我更想谈论的是一种特殊的粉丝——学者粉丝（aca-fan）。正是基于这一写作动因，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教授才进入了我的视野。但是，要弄清楚邵燕君这个学者粉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我们还需要从头说起。
邵燕君的出道之作是《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是她的博士论文，同时，作为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之一，此书也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本科生的“文学理论专题”课上推荐此书，或许也是当年影响的一种结果。
无论从哪方面看，《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都是介入1990年代文学现场的一种尝试，其中体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独特的眼光和问题意识。邵燕君指出：“中国当代的‘文学场’是在一个‘前市场’的时代形成的。它需要对抗的只是‘政治场’——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专业作家’到‘职业作家’等口号的提出都显示了这样的努力。”②这种判断是准确的，因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一个“文学场”的话，此前这个场无疑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作家的写作、作品的发表或出版）和管理体制，无不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纯文学”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文学自主性也成为作家们努力的目标和理论家阐释的话题，但是“文学场”主要还是在与“政治场”较量，“经济场”虽已处于萌芽状态，但还无法对“文学场”构成真正的影响。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变化出现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启动，文学场的格局也开始发生裂变：纯文学跌入低谷，通俗文学作家王朔迅速走红，市场开始显示出威力并对作家构成种种诱惑。这一时期虽有“抵抗投降书系”③面世，而所谓的“抵抗投降”显然包含着对市场的抵抗，但与此同时，“经济场”也越做越大，并开始对“文学场”形成强有力的挤压。邵燕君特别指出：“从1993年、1994年开始，‘雅俗文学’开始合流。合流是从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方面，80年代构成‘纯文学’内在动力的先锋性日益减弱，‘纯文学’逐渐转化为带有经典意味的‘高雅纯正’象征，并越来越趋近于以‘白领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时尚趣味，从而在经过整合后的市场中重新获得定位。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拥有广大读者市场的作家（如池莉、张平）在文坛的等级地位获得明显提升。图书市场上的‘好卖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好书原则’，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纯文学杂志的发表原则。这都说明，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以形式创新为特点的‘文学自主原则’正受到‘市场原则’的严重挤压。”④
实际上，这也正是邵燕君进入当年文学现场的历史语境。由于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处在一个市场化的转型时期，她也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生事物”：期刊“改版潮”的发生与发表原则的转变，出版体制的转轨及畅销书生产模式的建立，文学评奖与批评方面“象征资本”的颁发与转化。这是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生产机制转型期所发出的重要信号。全面分析这本著作的相关思考并非笔者的任务，我仅想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彼时邵燕君在其成名作中意识到了怎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与她后来的学者粉身份又形成了怎样的对接。
首先是雅俗问题。在精英文化的传统中，一般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纯文学，通俗文学或文学中俗的因素则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但由于邵燕君面对的是期刊改版、畅销书生产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关系或雅俗之别的问题框架便常常成为她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而在雅俗转化和雅俗合流的问题上，她偏向的往往是俗而不是雅。例如，当残雪等人把纯文学看成“文学金字塔上的顶尖部分”，认为纯文学的读者需要培养时，她便以改版潮中的事实予以反驳：“他们今天仍理直气壮地宣称如‘纯文学就是写给少数人读的，不被大众接受正是其宿命和骄傲’一类的观点，正是当年‘维新’的《北京文学》极力鼓吹的，也是今天以大众为‘衣食父母’的《北京文学》意欲‘颠覆’的，同时也是李陀等‘重说纯文学’的学者认为需要反思、修正的。”⑤这就意味着，当改版潮来临时，许多刊物已不再坚守纯文学的价值标准，而是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延伸，向着俗的一面拓展。邵燕君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种雅刊俗化的倾向。
又比如，在反思“布老虎”丛书的生产理念和“翻船”之作（《上海宝贝》）时，邵燕君又有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议论：
要树立积极健康的畅销书创作心态，还必须从根本上提升对畅销书文学价值的认识。畅销书的“俗”虽然需要包含庸俗，但不意味着停留在庸俗的层次。更不意味着必然会滑向低俗。“俗”可以是通俗、世俗，是人情世故，是生活最基本的层面，每个人都怀有的最基本的欲望。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俗”，畅销书的题材必然是狭窄偏异的，创作者的心态也必然是扭曲的。……相对于纯文学的读者，畅销书的读者是更纯朴的读者，他们倾向于认同，认同也是畅销书的命脉。认同的前提是信赖。所以作家不但要“大大方方地俗”，还要“认认真真地俗”。虽然创作畅销书的目的是为了赢利，但赢利的前提是，畅销书作家必须理解读者的俗，尊重读者的俗，竭尽全力满足读者的俗，同时，有能力提升读者的俗。“雅俗共赏”的“雅”是从“俗”里升上来的，没有“贴心入骨”的沉入，就没有“由俗入雅”的超越。⑥
此番论述虽然是在给作家与出版社“支招”，但实际上也表达了作者对“俗”的看法和某种认同。一般而言，一旦在雅俗的二元关系中面对俗，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庸俗、低俗和媚俗，从而对俗退避三舍或批而判之，但邵燕君却看到了俗中符合人性的一面，并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肯定了俗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通俗并且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便成为畅销书生产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也是邵燕君通俗文学观的首次亮相。当她后来关注网络文学并成为网络文学的学者粉时，我们应该从这里寻找她之所以如此的学术“基因”。
其次是读者问题。虽然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早已深入人心，但一般来说，当代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还是作家作品层面，读者问题或接受维度往往不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但邵燕君却打破了这种局面，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对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的关注与相关思考。
《平凡的世界》于1986—1988年面世，当邵燕君在思考这一问题时，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已在世间流传了十五个年头。然而，她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五年来，这部小说虽然没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书写之中（例如，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这部小说或者只字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但是在普通读者中却竞相传阅，口碑甚高，而这种口碑又体现在一系列调查数据和相关评选中。通过对调查与评选的呈现，她则形成了如此看法：“《平凡的世界》对读者的影响不但是广泛深远的，而且它的读者群是不断更新的，这正是长销书最重要的魅力特征。长销书与畅销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并不一定曾轰动一时，但是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止表现在稳定的、‘细水长流’的销量上，更表现在对读者认同机制长期、深度的契合上。……通过一部书潜移默化的影响和长期的凝聚，处于零散状态的个体或小群体的认同感悟逐渐融合，可能汇成一股‘内力深厚’的社会性的文化力量。十几年来，《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产生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平凡的力量’。”⑦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通过以上思考，邵燕君更想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甚至成为一种“潜在的市场资源”⑧。而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因为注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邵燕君也就把《平凡的世界》从学院派的忽略和遗忘中拯救出来，并让学院派人士意识到了它的价值。而这种靠作品人气、口碑和影响力自下而上识别文学名著的方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学院派的遴选传统，另一方面也暗合了后来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思路。甚至我们可以说，邵燕君对《平凡的世界》的关注实际上是她后来进入网络文学现场的一次彩排，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名著影响了包括猫腻在内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从而让她在面对网络文学时有可能产生一种亲近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网络文学虽种类繁多，但它们像《平凡的世界》一样也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而普通读者阅读《平凡的世界》时所形成的认同机制或小群体的认同感，实际上又是网络文学接受过程中粉丝现象的一种预演。邵燕君从关注普通读者出发，到“坚定不移地站在网文原生力量一边，站在粉丝部落文化一边”⑨，再到最终成为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学者粉，这其中或许存在着隐秘的逻辑关系。
邵燕君对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这也预示了她今后的研究方向。于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后，她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北大评刊论坛”。她与她的同道选择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十种文学期刊，逐期阅读，逐篇点评，坚持了六年之久。然而就在“北大评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时，邵燕君却急流勇退了。为什么她要做此选择？起因在于她对期刊文学的失望：
这个工作越做下去我的内心越是惶恐。因为，对期刊文学了解越深，我的失望也就越深，这些号称支撑中国主流文坛的作品，离现实生活太远，离我心目中的当代文学距离太远。更让人悲观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在作家而在体制，那个曾经让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期刊和专业—业余作家体制，由于市场化转型的失败、片面追求“纯文学”理念等多重原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障碍乃至坏死，所谓的“文学圈”甚至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象牙塔，而只是一个自说自话的小圈子。大量的读者和业余作者流失，特别是年轻人大量流失，伴随圈子化的是老龄化和边缘化。这样的土壤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当代文学？而能产生当代文学的土壤又在哪里？我在失望中一步步陷入绝望。这是我的“绝望时刻”。⑩
这样的绝望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做任何一种研究，研究者都必须对其研究对象充分信任，假如无法与其研究对象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其研究也就失去了动力，或者即便还要勉为其难地进行相关研究，其价值依托已不复存在。当邵燕君对主流而正统的当代文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时，她所遇到的也正是学术研究中的这一根本问题。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她把目光投向了网络文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2010年前后的网络文学已蔚为壮观。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研究也风生水起，逐渐成了气候。比如，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就早已率领其团队进入了网络文学现场，并且不断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作为网络文学研究的迟到者，邵燕君该如何转换自己的角色，又该如何面对声势浩大的网络文学呢？借用毛泽东的一个说法，她采用的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数。比如，接触网络文学不久，她就开设了网络文学的研究课程，而选课的学生大都浸淫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远比她懂得多。这样，教学过程中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景观：“老实说，这5年来不是我在给他们开课，是他们在给我开课，至少是我们在共同学习。”⑪正是在这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邵燕君潜入到了网络文学的海洋中，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最爱——成为猫腻的粉丝。“这样的经历使我敢说，对于网络文学研究，我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虽然还很浅）‘学者粉丝’了。”⑫当她在2015年说出这番话时，似乎还显得底气不足。而两年之后，她对“学者粉丝”则有了如下表白：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著名粉丝文化研究者亨利·詹金斯说，当他的导师约翰·费斯克自称是“粉丝”的时候，他的意思仅仅是很喜欢某部作品，“但是当我自称粉丝的时候，我是在宣布自己是特定亚文化的一员”。我最早说自己是猫腻的粉丝时，也是指很喜欢他的作品。但随着阅读的加深，随着看他在小说内外的各种“撕”，我确认我和老猫“在一起”，和“大撕”后仍愿意和他“在一起”的粉丝们，属于一个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⑬
如前所述，邵燕君当年面对《平凡的世界》时就关注过读者问题，而在她看来，读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又可以形成一种群体之间的认同感悟。但对于普通读者，那时的邵燕君或许更多还是基于一种“同情的理解”，显然还没有成为他们的“战友”。而当她后来涉足网络文学时，她却不但敢于宣称自己是猫腻的粉丝，而且敢于承认自己隶属于猫腻粉丝群的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了。在我看来，这种质的飞跃至少体现了两个症候：其一，借助于粉丝文化理论的武装，她的网络文学研究已拥有了某种价值依托，这样在宣称自己是学者粉时便可以理直气壮了。其二，在传统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可能更适合以“学者”的身份出场，而网络文学研究却在呼唤着一种新的研究身份。或者至少对于邵燕君来说，她觉得只有完成身份的转换，才能有效进入网络文学现场，从而对网络文学进行贴心贴肺的研究。因为她说过：“就像‘博士’（或称‘窄士’）是今天进入专业学术研究的敲门砖一样，在未来的流行文化研究中，‘粉丝’也是基本的入场资格。”⑭
就这样，邵燕君从传统文学研究进入网络文学研究之中，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转型；也从一名学者变成了一名学者粉，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
从学者到学者粉，不仅意味着研究身份的转换，而且也意味着价值立场的选择。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谈起。
客观、公正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往往成为学术研究中不成文的规矩。这种研究也对研究主体提出了要求：避免过多的情感投入，谨慎行使价值判断。而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说得更加绝对：“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⑮如此看来，以求真为其首要任务的学者是不能与其研究对象卿卿我我的。假如他沉溺其中，他的研究结果便会大打折扣，成为某种可爱而不可信的东西。
然而，学者粉却颠覆了约定俗成的学术研究传统。例如，“学者粉丝”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亨利·詹金斯同时也是一名学者粉。谈及粉丝的所作所为时，他不吝夸赞之辞：“粉丝完全拒绝布迪厄认为是资产阶级审美基石的审美距离，他们热情地拥抱所爱的文本，力图将媒体的呈现与自己的社会经验结合起来。粉丝不为体制上的权威与专家所动摇，而是强调自我解读、评价和创造经典的权力。”⑯这当然是对普通粉丝不按常理出牌的首肯，其中自然也倾注了作者本人的情感态度。而在谈及传统的学术研究时，詹金斯也形成了如下质疑：虽然我承认在粉丝群体内部写作民族志时存在着混淆自身与被研究者的立场的风险，“但我必须同时指出：在采用更传统的‘客观’视角时，这一风险并不会显著降低。过去的学者对粉丝群体既无直接知识也无社群内的感情投入，却将他们心目中对大众文化危险的恐惧、不安和幻想投射在粉丝圈上。这种远距离视角并不能保证学者能理解这一复杂现象，只能让他们讨论一个按理无法反馈他们的再现（representation）的群体”⑰。很显然，詹金斯对于保持距离的学术研究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他看来，虽然这种研究貌似客观，但实际上却因没有进入粉丝群体内部而无法获得真知灼见。
▲［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国内的学者粉也大都是詹金斯粉丝文化理论的追随者，所以一旦涉及粉丝现象，他们就成了传统学术研究的质疑者和新型学术研究的辩护者。例如，曾致力于超女粉丝研究的杨玲博士就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学者粉，一方面提出了如下问题：“文化研究的学者是否必须、能够与大众文化划清界限，并永远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大众文化的研究者是否就只能是大众文化的反粉丝或非粉丝，而不可能是粉丝？大众文化研究者是否只能有一种动机——‘沮丧和厌恶’，是否只能对大众文化进行不理解的批判，而不是基于同情甚至喜爱的理解和思考？遏制批判冲动的大众文化研究者是否就必然会‘不自觉地为大众文化撰写申辩书并拥抱其意识形态’，或‘不得不与传媒暧昧地磨合，也不得不丧失自己曾经拥有的那种自主权’？”⑱杨玲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而如此发问，既是对大众文化批判者的质疑，也是要为大众文化欣赏者的所作所为铺平道路——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粉，她更多就是在欣赏的层面面对超女粉丝的。
简单介绍詹金斯、杨玲的观点如上，我是想说明如下事实：邵燕君作为学者粉，其相关思考既在这一学术谱系之中，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詹金斯、杨玲观点的守护者和发扬光大者。比如，关于前者，还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的中译本尚未出版之际，她就已在其著述中大量引用詹金斯的相关论述，作为自己行文的论据。关于后者，当年她不但审读过杨玲的博士论文，而且对后来成书的这篇论文（即《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评价甚高：“作者不但对‘学者粉丝’的概念及相关的粉丝文化理论进行了梳理，更以‘学者粉’的身份进行了身体力行的研究。在国内的粉丝文化研究领域内，该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宝贵的开拓性和示范性。”⑲如此看来，詹金斯、杨玲的研究不但可以给邵燕君撑腰打气，而且甚至成了她的研究榜样。或者也可以说，他们的研究让她意识到，作为学者粉，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其身后，一支由学者粉组成的研究队伍已浮出水面，渐成气候。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邵燕君在粉丝文化理论武装下所形成的研究路径。受詹金斯的启发，她对以“学者粉”的身份进行“介入分析”（Intervention Analysis）深信不疑。并认为今天再来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已意义不大，“外在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批判态度远不如积极地介入更有建设性”⑳。而所谓介入，实际上就是要“从自小受的‘客观’‘中正’‘超然’的学者训练中解放出来，让自己‘深深卷入’，面对自己的迷恋和喜好，放弃‘研究者’的矜持与特权，和粉丝群体们‘在一起’”㉑。与此同时，她也像杨玲那样发出了如下质疑：“到底什么是学术距离？是否存在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距离？当我们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厌恶一个流行文本时，我们与它的距离是否比迷恋要远？如果客观只是超然，那研究又有什么意思？所以，学术距离不应该是一种情感态度，而应该是一种自省意识。‘学者粉’的出现让我们猛然意识到以往隐藏在各种‘客观研究’之中的学术距离——不管你是不是研究对象的粉丝，你的研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距离控制’的问题，你都需要反省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结构、知识背景与所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以，‘学者粉’也是一种方法论，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学术研究中承认并肯定自己的欲望和幻想，而同时仍保持学术热情和理论的复杂度。”㉒
必须承认，“介入分析”以及邵燕君所倡导的“入场研究”是一种崭新的价值立场，它消弭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强化了研究者的情感趋向，保证了研究者能把“自传民族志”式的个人感受和体验带入到研究之中。这样一来，人文研究便有了一定的温度甚至澎湃的激情，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显得冰冷和僵硬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介入分析”值得肯定，“学者粉”的角色扮演也值得敬佩。
▲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学者粉”毕竟也是粉丝，而粉丝所具有的非理性迷狂、过度消费等现象并不能在学者粉那里必然避免。这就意味着学者粉在行使价值判断时很可能会受其情感力量的左右，以致爱其所爱，憎其所憎，最终使其判断显得情大于理，从而失去了某种学术公信力。例如，邵燕君之所以喜欢猫腻，并成为他的粉丝，是“因为猫腻戳中了她启蒙的萌点”㉓。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在1980年代接受过启蒙教育的青年学子，邵燕君也像许多人一样有着一种精英意识和启蒙情怀，她也必然会在网络文学中寻找她的最爱。这样，与猫腻作品形成深刻遇合便也显得顺理成章了。但是，当她认为“《间客》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网络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终于从‘大神阶段’进入了‘大师阶段’”㉔时，当她指出“猫腻不仅是一位大师级的网络文学作家，也是一位当下难得的知识分子——或许该再加上‘草根’二字”㉕时，这种话或许已说得太满，而致使其判断显得不太稳固了。因为说到底，当邵燕君如此行使判断时，毕竟她已投入了自己更多的情感色彩。
我在前面已提及邵燕君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实际上，在未介入网络文学之前，虽然邵燕君也会面向通俗文学发言，但由于那时的她更多还是逡巡于雅俗之间，所以她对通俗文学的思考还不甚清晰。而随着她以学者粉的身份进入网络文学现场，何谓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的价值几何等问题也就摆在了她的面前，迫使她不得不对通俗文学明确表态。也正是在这种表态式的思考中，她的通俗文学观才有了清晰的亮相。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译林出版社，2014
▼[清]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让我们先来看看她的自况之词：“我一直深爱着通俗文学，并常怀感激之心。我们这一代是读中外名著长大的，那些经典，尤其是启蒙经典，塑造了我们的三观，外加审美观和文学观。在我的文学殿堂里，最伟大的小说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但在生活中真正影响我做人的却是金庸……金庸教我们以大写的方式走过人生，在现实生活中重情重义。”㉖金庸当然是通俗文学写作方面的翘楚，喜爱其武侠小说者可谓排山倒海，但如此对金庸进行评价的并不多见。不过，想到当年邵燕君读硕士时就对金庸情有独钟，甚至劝生病的洪子诚先生也把金庸读起来，并说“不读金庸，您这一生会失去许多乐趣的”㉗，那么，她的这番评价应该是肺腑之言。如此看来，金庸作品中的爱恨情仇显然进入到了她的生命结构中，成了她的人生指南。
由于喜欢金庸，而金庸写的又是通俗文学和类型小说，邵燕君也就有了一个与纯文学（雅文学）进行比对的参照。在对比中，她认为“大师级的通俗文学作家常能以精纯之力将天地大道植入世道人心，所以，真正塑造一个民族心灵的是优秀的通俗文学”㉘。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如下论述：
通俗文学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抚慰人心的。……现代主义文学更逼着人们审丑、审恶，直面世界的真相。而“求真”从来都不是通俗文学的任务，通俗文学的第一要务是“求美”——不是文字美而是心里美，就是做梦。……但梦境的逼真，只为了“重新立法”的畅快淋漓。成熟的通俗文学读者并不寄望“梦想成真”，“启蒙大梦”已醒的当代读者甚至不寄望一个有现实批判指向的乌托邦，只是想躲进一个与现实并存的“异托邦”，做梦是为了更好地忍受。所以，通俗文学是最安分守己的，它的任何突破冒犯都必须在一个安全值内，超过这个安全值，就会让同样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不舒服，不舒服就不可能大流行。这个安全值就是“主流价值观”。㉙
必须稍作解释并结合邵燕君在其他地方的思考，我们才能理解她如此论述的深意。当我们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结构中思考这二者的异同时，我们便会发现，前者往往是让人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只要想一想鲁迅的作品，再想一想契诃夫、卡夫卡、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我们便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而通俗文学却是让人做梦的，类似于好莱坞的“梦工厂”。也就是说，通俗文学不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为目的，而是把问题悬置或置换，转而去再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异托邦”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真善美被歌颂，假恶丑被鞭挞，正义战胜了邪恶，好人打败了坏人。余华曾向读者大力推荐大仲马的《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并认为“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对经典文学阅读时的闭门之书”㉚。但实际上，大仲马的这两部作品却是通俗文学的杰作，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通俗文学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邵燕君才指出：“从本质上说，通俗文学是追求‘快感’的，严肃文学是追求‘痛感’的。虽然双方都明白‘不痛不快’的道理（网络小说的‘爽’里也包含‘虐’），但目的和手段的定位是不同的。严肃文学以挖掘痛感为目的，因为痛会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而这个‘改造世界’的前提恰恰是网络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不认同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在一个‘严肃—通俗’的序列里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和精英的指导批评。在他们看来，既然是‘铁屋子’无法打破，打破后也无路可走，为什么不能在白日梦里‘YY’一下，让自己‘爽’一点？”㉛可以说，做梦、YY、爽等，便是通俗文学作者和读者达成的某种共识，尤其是高度类型化的网络文学作者，似乎更明白读者有着怎样的阅读期待。猫腻就说过：“商业小说从大仲马时代到现在也没多少年，但还是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套路模式。没人能够超出这个模式，因为这和人类的欲望模式、思维模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写故事、看故事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获得的快感最多。商业小说不可能用意识流的手法去写，或者讲什么主义。不是不让读者思考，而是你在进入读者视野的那一瞬间，不能让他有太多的隔阂感。”㉜所谓没有太多的隔阂感，其实就是像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大众文化生产者必须提供给消费者“常新又常常相同”的东西㉝。“常新”意味着某种吸引力，“常常相同”又保证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不会落空，快感可以产生。
▲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如果在阿多诺的理论框架中反思邵燕君的通俗文学观，那么她的观点显然是需要质疑的。但问题是，当她面对网络文学发言时，她已经放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从而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对待通俗文学了。而她之所以如此定位通俗文学，一方面是要改变人们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另一方面显然也是为自己介入网络文学寻找某种合法性的理由。因为在业已形成的文学观念中，通俗文学自然是低于纯文学的，研究通俗文学似乎也显得价值不高。然而邵燕君却身体力行，打破了这种流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选择值得尊重，她的研究也值得肯定。
从历史的维度看，邵燕君的通俗文学观也并非形单影只，因为蒙田早就认为，为了适应日益增加的社会压力，人们有了逃避到各种消遣之中的需要。“蒙田就此问自己，艺术（特别是文学艺术）能否作为这种逃避的工具。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蒙田发现，即使他的同胞不相信虚构的故事，也会逃避到‘虚构的哀歌如狄多（Dido）和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眼泪中……’中，并且为之着迷。”㉞而当邵燕君认为网络文学形成了一种“全民疗伤机制”，并认为做梦、YY有助于缓解普通读者的焦虑时（她说：“想想那些每天上下班在地铁上‘金鸡独立’的人们吧，如果YY能让他们好过一点，本身也算一项功能了。”㉟），她的观点似乎已成了蒙田观点的遥远回响。这至少说明，凡是为通俗文学辩护者，他们的思路往往大致相当。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无论是蒙田所谓的“逃避”还是邵燕君所谓的“YY”，其实都带有一种犬儒主义色彩。这也难怪，因为在许多时候，犬儒主义都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一。
网络文学是通俗文学。明确了自己的通俗文学观之后，邵燕君在介入网络文学时便可以轻装上阵，毫无顾虑了。同时，当她对网络文学极力辩护、努力阐释时，我们应该明白这并非心血来潮之举，因为在其背后已有稳固的价值支撑。
从2010年至今，邵燕君无疑已高度介入到网络文学之中，那么，对于网络文学生产来说，这样的介入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她这些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首先是网络文学研究课程的开设。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开设课程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自从邵燕君介入网络文学之后，她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开设的所有课程几乎都是围绕着网络文学设计和展开的。这些课程包括新世纪网络文学研讨、新世纪网络文学研究、网络文学类型研究、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网络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研究、网络文学重要网站研究、网络文学研究与创作、网络文学类型文研究与写作、网络文学前沿研究与创作实践、网络文学理论研究及写作等。它们的功能有三：其一，对于课程开设者本人来说，这是促使自己不断进入网络文学现场的重要保证。而如此一来，现场观察、课程讲授与学术研究也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其二，通过每学期让著名网络作家、重要网站负责人（如崔曼莉、千幻冰云、冰心、血酬、风弄等）走进课堂与学生进行交流，既开放了课堂，也为学生带来了学院之外的最新信息。其三，培养了一批热爱网络文学研究的核心成员。邵燕君说：“核心成员连续选课，有的毕业后继续留在论坛，每学期又有新同学选课，一方面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一方面可使研究获得持续性发展，论坛内部形成师兄师姐带师弟师妹的传统，组成一个‘有爱’的学术共同体。”㊱
▲邵燕君、肖映萱主编：《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其次是网络文学研究学术活动的展开。邵燕君是一位高产学者，近年来她每年都有十多篇论文、访谈聚焦于网络文学，呈现出旺盛的研究势头。更重要的是，她还带领学生写书、编书、发论文，形成了集体冲击网络文学的局面。例如，她与学生一道，曾在《名作欣赏》（《网文观察与新媒体》专栏，2015年1—12期）、《天涯》（《网络部落词典》专栏，2016年1—6期）、《南方文坛》（2015年第5期《批评论坛·网络文学类型小说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网络文学研究》）、《花城》（2016年第4期、第5期《新媒介文艺前沿探讨》），以及《文艺报》《文学报》等学术期刊、专业报纸上发表百篇以上或大或小的论文。2016年，由她担纲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有十二位学生参与写作。2018年，由她主编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面世，有十三位同学参与撰写。2019年，她又率领其团队编选了《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好文集》（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2020年，她与肖映萱主编的《创始者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榕树下、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磨铁中文网、阅文集团等多家网站三十余位创始人、管理者的访谈，非常具有网络文学生产机制方面的史料价值。
最后是网络文学研究新媒体的创办。在邵燕君的倡导下，“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简称“北大网文论坛”）于2015年3月31日正式成立。论坛推出的《论坛周报》分为《男频周报》《女频周报》《原创周报》三个板块，其发表渠道是邵燕君及其团队自建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媒后台”（meihoutaipku）。
简单梳理一番邵燕君的工作之后，我们便可以面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了。但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这里需要提及金庸和金庸研究。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金庸的作品虽然在内地有大量的读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喜欢金庸“还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个人爱好，甚至是某种具有可疑意味的校园文化”㊲。然而，9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论及金庸，随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把金庸列为小说大师之一，特别是随着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从1995年起为本科生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并把讲课内容结集成《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出版，金庸其人其作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往后，金庸开始被学院接纳，金庸研究也成为一门显学。而这种变化，应该与严家炎等人的推动与示范密不可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邵燕君所做的工作便是当年严家炎教授做过的事情，而与后者相比，前者做得也更是风生水起，声势浩大。因为当年的严家炎开设课程，主要还是单枪匹马，独自作战。从表面上看，邵燕君开课做研究，仿佛还是重复着其老师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她既身先士卒，也带出了一支网络文学研究队伍。这应该与她的自信、执着和循循善诱有关，也是北大传统的一种体现。网络文学原本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许多学生尽管追着网络文学日夜阅读，但是却不敢以此示人，生怕被人耻笑。但邵燕君却告诉学生：“让我们先把所有的金科玉律都放在一边，回到一个朴素读者的本心。我们说，‘北大是常维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们不必刻意维新，但要敢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当年胡适等‘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把引车卖浆者流读的白话小说列为正典；20世纪8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们也是一边读卡夫卡一边读金庸，老师们是在学生们的引领下才开始研究金庸小说的，之后才有金庸小说的经典化。我们要用我们的胆识和学识来守护本心，对于那些曾经陪伴过你、温暖过你、激励过你的作品，要心存感激。如果你觉得它们有价值，就要去捍卫这价值。”㊳有老师为学生撑腰壮胆，学生也就拿出了他们的最爱。于是，邵燕君的网络文学研究课堂成为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地方。可以说，邵燕君与她的团队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如此形成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显然具有某种示范性。因为北京大学毕竟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网络文学研究中心，那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得到全国高校、学界同行的密切关注。例如，当邵燕君不但宣告她是猫腻的粉丝，而且对猫腻做了专访（《以“爽文”写“情怀”》），写出了关于猫腻的相关论文（《猫腻：中国网络文学大师级作家》等）时，无论学界是否买账，人们已无法忽略猫腻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邵燕君之于猫腻，如同严家炎之于金庸，而北大则是让批评家关爱的作家名声响亮起来的重要舞台。
更值得注意的是邵燕君及其团队在网络文学经典化中的作用。一般而言，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需要较长时段的经典化过程。由于网络文学形成的时间还不算很长，所以，任何宣称“网络文学经典”的说法还为时过早。然而，邵燕君却在《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与其学生一道，选择今何在的《悟空传》（后西游故事）、烟雨江南的《亵渎》（奇幻）、梦入神机的《佛本是道》（仙侠·修真）、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盗墓）、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玄幻·练级）、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历史穿越）、小桥老树的《官路风流》（官场）、风弄的《凤于九天》（耽美）、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都市言情）、桐华的《步步惊心》（清穿）、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宫斗）、关心则乱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种田）等十二种重要的网文类型，一一解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些网络小说成为经典的速度。除此之外，从2015年起，邵燕君与其团队也做起了网络文学年度排行榜的工作，并以此为基础，编选《中国年度网络文学》（漓江出版社）。网络文学每年都以海量的产品问之于世，它们本来是杂乱的、无序的存在，而通过邵燕君及其团队的披沙拣金和梳理分析，它们既具有了某种秩序，甚至也成了网络文学经典的后备军。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网络文学生产离不开学院派的介入。
▲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邵燕君说：“没错，我们是学院派，在这个政治、资本、网文三方博弈的‘文学场’里，我们要坚守学院派立场，坚定不移地站在网文原生力量一边，站在粉丝部落文化一边，在媒介的千年之变中引渡文学传统。校园是个好地方，或许书生意气，却可认真犯错。让我们尽情挥霍学院的纯粹和青春的率真，原则问题有立场，笔端深处有情怀。”㊴引渡文学传统是邵燕君的雄心壮志，也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而种种迹象表明，通过这些年的探索与实践，邵燕君不仅让北大中文系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重要基地，而且也让她自己走在了“引渡”的康庄大道上。在最新的一篇研究成果中，她不仅把网络文学重新定义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认为它有“自由享受”和“自由创作”的积极面向，而且借助于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辨析了“爽文学观”与“精英文学观”的不同之处，并极力为消遣、白日梦、爽、YY等娱乐价值正名。同时，她还认为：“与爱欲劳动相关的商业性必须依托粉丝经济。只有粉丝经济，才能免除文学商业性的‘原罪感’，也能将‘精英文学’依靠的‘以输为赢’的‘颠倒的经济原则’再颠倒过来。”㊵所有这些，都让我意识到作为学者粉的邵燕君对网络文学研究的坚定和执着，也让我看到了她试图把网络文学理论化，甚至要为其立法的种种努力。有这样的新锐批评家把脉、导航，网络文学是幸运的，网络文学研究也是值得期待的。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形态、成因、演变及评价的诗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9）
【注释】
①陈杰：《揭秘网络文学粉丝经济：“打赏”收入破千万》，《北京商报》2013年8月16日。
②④⑤⑥⑦⑧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1、13-14、97、141-142、165-166、172页。
③“抵抗投降书系”系萧夏林主编，由华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中包括张承志卷《无援的思想》、张炜卷《忧愤的归途》等。
⑨⑩⑪⑫⑭⑲⑳㉑㉒㉓㉖㉘㉙㉛㉜㉟㊳㊴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332、2-3、4、4、4、150、59、147、151-152、318、157、158、159-160、42-43、305、161、3-4、332页。
⑬㉕邵燕君：《猫腻：中国网络文学大师级作家》，《网络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⑮［德］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载《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77页。
⑯⑰［美］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7、5页。
⑱杨玲：《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69页。
㉔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245页。
㉗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41页。
㉚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第139页。
㉝Theodor W. Adorno，Prisms，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1，p. 126.
㉞［美］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甘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35页。
㊱这里的说法来自邵燕君申请北大长聘副教授的《个人述职》（2016年11月）材料。因笔者是其评审专家之一，得以见到了这份材料。
㊲吴晓黎：《90年代文化中的金庸——对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流行的考察》，载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130页。
㊵邵燕君：《以媒介变革为契机的“爱欲生产力”的解放——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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